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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阿拉伯人之手那个著名的传说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埃塞俄比亚青年去牧羊，在路边瞧见一棵长满绿叶和红色果子的无名植物。羊去啃绿叶，连果实一块儿吃进去，吃后居然异常兴奋，开心得咩咩乱叫。青年见状，摘下几颗红色果子放进嘴里，随后也跟着兴奋起来。这么神奇的果子，他自然要带回去，请同族人一起品尝，结果全族人都乐疯了，从此上了瘾，并用本族居住地的名称给这种植物取了一个名字——咖法（Keffa），而咖法则在传播过程中慢慢演变成另一个词——咖啡（Coffee），咖法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那里的居民应该是全世界最早品尝咖啡的一群人。传说肯定不如信史可靠，可是那时候整个非洲都没有文字。关于咖啡，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阿拉伯人之手。
公元10世纪，阿拉伯医生拉吉斯（Rhazes）第一次把咖啡写进了药方：将咖啡果晒干、捣碎，熬成药汤，可以缓解疼痛。药方中使用的咖啡果，可能来自埃塞俄比亚，也可能来自非洲其他地方。公元13世纪，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也门有一位阿訇奥玛尔（Omer），因为犯了错，被流放到非洲南苏丹的米欧萨巴（Mio Saba），见到了无边无际的野生咖啡树。流放结束的时候，他摘下很多咖啡果，带回也门，剥出种子，试着种植，结果很成功。按照文献记载，也门应该是阿拉伯半岛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奥玛尔应该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种植咖啡的人，他甚至还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种植咖啡的人。非洲虽然早就出产咖啡，但是缺乏人工种植。受到中国茶文化的影响咖啡文化发生深刻变革从13世纪到15世纪，咖啡伴随着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和贸易路线，又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了欧洲。与此同时，明成祖派遣的郑和船队也经由海路向西挺进，抵达阿拉伯世界的腹地“天方国”，也就是现在的沙特，郑和船上的瓷器、铁锅与茶壶在那里受到热烈欢迎。
郑和船队的成员不喝咖啡，但是喝茶，他们喝茶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的茶具，在阿拉伯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使阿拉伯人饮用咖啡的方式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15世纪以前，阿拉伯人是这样喝咖啡的：摘下咖啡果，保留果肉，扔掉果肉里面的种子（咖啡豆），晒干，捣碎，煮水，喝汤。15世纪以后，饮用方式变成这样：摘下咖啡果，扔掉果肉，保留种子，将种子焙干，磨粉，烹煮，喝汤。也就是说，15世纪后期阿拉伯人喝咖啡的方式跟今天完全一样，奠定了现代的咖啡文化。咖啡文化为何会发生变革？因为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影响。朱元璋的儿子朱权在《茶谱》中写道，明朝初年上层社会仍然像宋朝和元朝人那样喝茶，而宋元时期的喝茶方式跟今天完全不一样，当时流行一种名为“点茶”的饮茶规范：将茶叶蒸熟，漂洗，揉搓，压饼，焙干，喝的时候碾磨成粉，放到碗里用滚水冲匀，或者直接撒在沸水锅里，煮成茶汤。
我们可以想象，当阿拉伯商人进入中国时，或者中国船队经过阿拉伯半岛时，中国的茶以及中国人的饮茶方法一定震撼了阿拉伯人，让他们忽然想到：啊哈，原来茶是这样喝的，那咖啡能不能也这样喝呢？试试如何？哇，比以前好喝多了！于是开始变革。直到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咖啡杯，乃至全世界的咖啡杯，基本形制都跟中国的传统茶杯相似，底下有盏托，侧边有盏柄，完全不像西方世界固有的深杯与高脚杯。这也从侧面说明，奠基于15世纪的咖啡文化是在古代中国茶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当时中国却没有受到咖啡文化的冲击。1836年前后中国第一家咖啡馆开在广州直到清朝中叶，咖啡才进入中国——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只留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在广州居留的洋商找不到咖啡馆，只能自己开店。大约1836年前后，就在今天广州十三行服装批发市场附近，丹麦人开了一家咖啡馆，那是广州的第一家咖啡馆，也是中国的第一家咖啡馆。不过敢进这家咖啡馆的华人一个也没有，因为官府严禁国民沾染洋人的生活习气。查嘉庆年间编纂的《广东通志》，第九十五卷《物产·谷类》记载：“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这里的“黑酒”正是咖啡，那时候绝大多数华人都不认识咖啡，以为是黑色的酒。鸦片战争后，上海设立租界，一个犹太人在英租界开起咖啡馆。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破产了，帮洋商打理生意的华人买办数量暴增，他们模仿着洋老板的生活方式，成为中国第一批喝咖啡的人群。
1866年，美国传教士高丕娣夫人编写了一本介绍西洋饮食的小册子，华文译名《造洋饭书》（1909年正式出版），有一小节文字专门写到咖啡：“猛火烘瞌肥，勤铲动，勿令其焦黑。烘好，乘热加奶油一点，装于有盖之瓶内，盖好，要用时现轧。”所谓“瞌肥”，就是咖啡，这是那时候对coffee的音译，看上去很怪异。《造洋饭书》是传教士为了培训中国西餐厨师而编写的，目的是让洋商和传教士们雇佣的中国仆人尽快学会烤面包、做西点、煎牛排、煮咖啡，更好地为雇主服务。可以想见，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某些受雇于洋人的中国厨师和保姆就曾经学习过煮咖啡。据清朝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赫德回忆，他1858年在广州英法联军委员会当翻译，雇了一个不识字的中国保姆，并且教会了她如何煮咖啡和准备下午茶。在洋人、买办和归国留学生的影响下咖啡生意日渐兴盛进入民国，西风进一步东渐，留洋读书成为时髦，接触咖啡的中国人越来越多。1927年5月，郑振铎乘坐一艘法国轮船从上海去法国留学，途中天天喝咖啡，都快喝吐了。他日记中是这样写的：“六时，摇铃吃晚餐，一盆黄豆汤，一盆肉，一份菜包，还有水果、咖啡，还有两瓶葡萄酒。菜并不坏。”“早茶是牛奶、咖啡和几片面包。”“午饭在十点钟，吃的菜似乎比晚餐还好，一样果盆、一盆鸡蛋、一盆面和烧牛肉，再有水果、咖啡，仍有两瓶酒。”“下午四点吃下午茶，只有牛奶或咖啡及面包。”那些在民国时成名立万的牛人，如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林徽因、金岳霖、冰心、胡适、巴金、老舍……包括金庸的姑父蒋百里、黄健翔的祖父黄大暹，都留过学，都接受过咖啡文化的熏染。1948年2月，我国一位曾经留学英国的著名女作家去日本疗养，写信向国内的朋友抱怨，说她家的日本保姆只会煮饭，不会煮咖啡，生活颇有不便。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留学生群体中，喝咖啡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天不喝都不舒服，落下病了。在洋人、买办和归国留学生的影响下，咖啡生意在广州、上海、天津、汉口、北京等大城市日渐兴盛起来。老北京的大碗茶还在，但已经不再独霸天下，因为市面上有了咖啡馆。老舍创作的话剧《茶馆》里演过，贩卖人口的小刘麻子对算命看相的小唐铁嘴说：“小唐，待会儿我请你去喝咖啡，小丁宝作陪！”这个场景就发生在卖大碗茶的茶馆里。1914年，北京王府井附近的新世界酒楼开业，酒楼的顶层就是咖啡馆。1915年，东安门外的东安市场进行改造，在画片摊、台球社、洋装铺之外，又添了一家咖啡馆。1934年1月9日的《北京晨报》刊登评论，说北海公园门口停满了摩登男女的脚踏车，男人西装革履，女人蓝衫黑裙，人人脖子上挂着溜冰鞋，进北海公园溜冰，完了去漪澜堂吃西餐、喝咖啡。由此可见，那时候北海公园里面已经有了咖啡馆。1935年12月9日，北京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学生运动的总指挥部就设在西单一家咖啡馆的二楼。民国时期老北京的咖啡馆十分红火为了能让读者诸君更真切地体会民国北京咖啡馆的红火，请允许我摘抄一段1933年4月6日《北洋画报》上的文字：北平之咖啡馆，近月来生气勃勃，座上客常满，杯中凌不空，早不似冬日之冷落。西单牌楼英林，东安市场国强，及葆荣斋，一至下午，皆应接不暇，户限为穿。摩登男女之饮咖啡热，可见一斑。英林以地近西单，各大学多近此，且特备幽密雅座，顾客以学生为多，便于两性谈心也。东安市场之国强，则以青年夫妇及已成功之爱人或外国兵光顾者为多，因其玻璃窗大，不便于新伴侣。葆荣斋则以女学生为多，座上女性数目常超过男性，是真习惯使然！此习惯何由而来？无从推测，大约女生特与葆荣斋有缘耳！
喝咖啡的民国女郎这段文字介绍了老北京的三大咖啡馆：西单的英林咖啡馆主要做学生的生意，以刚牵手的小情侣居多；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主要做成年人的生意，以夫妇、未婚夫妇和外国士兵居多；葆荣斋咖啡馆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顾客以女学生为主。不管是哪家咖啡馆，春天的生意都很火，店门口的门槛都被踩穿了。文中有一句“座上客常满，杯中凌不空”，这个“凌”字指的是冰激凌。咖啡馆兼卖冰激凌，并不是北京咖啡馆的特色，民国时期各大城市的咖啡馆差不多都这样。
清末民国中国制造用于外销的银咖啡壶
民国末年的咖啡杯，上面印有英女王头像
民国时期的罐装咖啡广告除了卖冰激凌，绝大多数咖啡馆还经营一些简单的西餐，与咖啡搭配出售，类似现在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快餐。1922年6月3日，刚刚领到薪水的北大教授吴虞去东安市场喝咖啡，点了一份红汤、一份牛排、一杯咖啡、一份冰激凌，计费大洋6角，按粮食价格折算，只合当今人民币48元。而北大开给吴虞的薪水是每月260块大洋，天天吃西餐喝咖啡都没问题，打着滚儿花都花不完。当然，普罗大众可没这个消费能力，骆驼祥子拉一天人力车，最多能赚几角大洋，肯定不舍得喝咖啡。还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一直有开小费的规矩，这个规矩在咖啡馆里更加少不得，一顿咖啡6角，至少要给服务员小费2角，否则丢面子。反过来讲，在咖啡馆当服务员很划算，工资完全可以不要，光是客人给的小费就赚翻了。在民国前期，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印刚被打破，猥琐男顾客对女招待趋之若鹜，于是一些唱京剧的旦角、唱坤书的女徒、演电影的女演员就有了第二职业——去咖啡馆客串服务员。阔主顾点了咖啡，再点名让某个女招待端上来，塞几块大洋，听一段演唱，这是老北京的一景。文/李开周 图/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提供-官微canton1840、李开周
